1941年，周丰三饮枪自尽，年仅19岁。关于周丰三之死，坊间一般存在两种说法，其一便是为民族大义而死，其二便是因家庭纠纷而死。

简略说下周作人的身份，他系鲁迅先生的侄儿，鲁迅三弟周建人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羽太芳子。（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亲妹妹）

纵观周丰三的父亲和两位伯父，都极具个性，过分的坚毅而走向偏激，后人认为周氏家人多患有精神抑郁或分裂。这或许与他们的祖父涉嫌科考舞弊而被处以“斩监侯”以及家道中落有一定关系。

鲁迅几个兄弟之中，以周作人最为另类，似有天生被虐癖，其半生嚣张跋扈、奢侈自私，对长嫂冷嘲热讽，对母亲也曾辱骂动手，甚至在报纸上大肆羞辱自己的兄长和亲弟。后周作人附逆日本人，成为汉奸。

其侄儿周丰三不忍见二伯毁掉一生清白，遂多次规劝，期间还发生过周丰三辅仁大学附中同学行刺周作人事件。周丰三苦劝无果，本来情商不高，如今更加抑郁，最终与1941年3月24日，在家中用二伯周作人警卫之手枪对准太阳系开枪自杀。以“死谏”方式企图唤醒二伯。

这便是周丰三为民族大义而死的说法。但这种说法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周丰三没有这么高大上的民族气节，在其校友口中以及个人日记中，从未提过自己有家国情怀。因其母亲是日本人的缘故，反倒对日本文化有所喜好。

在倪墨炎君等人的著作中，认为其自杀并非民族大义，而是因为家庭纠纷，罪魁祸首就是他的老爸周建人。

周建人在感情方面始乱终弃，与周丰三的母亲脱离关系，这使得周丰三非常痛苦。而周丰三的哥哥周丰二更是因为愤怒而持军刀要怒斩父亲，这使得周建人更加绝情，他诉至法律断绝父子关系。

周丰三备受打击，当时十九岁的他正是又懂事又不甚懂事的年龄，如此家庭变故使得本来性格抑郁的周丰三再无法忍受。恰逢见到二伯警方手枪，遂开枪自杀。

若你读过一些关于周氏兄弟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个大家族充满硝烟和不安，是非不断，争斗不断，虽然都有权有名，但活的却一点都不是舒坦。而这些偏偏是周家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或可以用遗憾、无奈、、苍凉来形容吧。

郭文林的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本国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在说明苏军进攻情况后，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当日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那里的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领所属部队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还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④商议目前的形势，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此事决定下来以后，遂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当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的地方时，由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和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以后，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这些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副官川龙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军需处小和口信中尉、军需佐藤稔中尉、军需佐藤中尉、兽医处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0团副平泽保少校(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兽医冈田中尉(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兽医森村中尉、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宪兵某中尉和通讯队军属三、四名、副官处军属两名等。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呼伦贝尔现代史留下了极为光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页。

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同时，请当时的索伦旗旗长色仁⑤(布里亚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鉴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渡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笔者的父亲额尔敦巴图，时任中尉排长，当时即在哈克一带，亲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参加了修筑纪念塔工程)。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和发动锡尼河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日本关东军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又有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举。当然，这里有“被迫”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没有苏联红军的全面进攻，他们或许不会发动锡尼河事件，至少不会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当时——8月10日，苏联红军还没有对郭、正两人领导的部队形成军事压力，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战斗。他们是在得知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在南下途中认识到日本已无可避免地战败、再继续追随下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决定打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的。在这点上说，他们还是能认清形势的，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走上光明之路，这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由郭、正两人率部起义，我们还可以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不正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投诚的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无论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这远比同日发生在葛根庙8·11起义规模大的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二，由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其三，由于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迅速起义投诚，从而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也使大批少数民族士兵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炮灰的下场，并使自己获得了一条出路。

其四，第十军管区起义投诚的部队在被苏军收容期间，由于苏、蒙方人员的教育与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释放以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锡尼河事件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其动机可能“不纯”，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1932年10月苏炳文⑥在海拉尔率部誓师抗日，打响了呼伦贝尔地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则为呼伦贝尔地区反对外来侵略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正两人率部在锡尼河地区的壮举，将在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在呼伦贝尔的现代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一代伪满洲国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后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剧还是别的什么?我以为，在其最后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几年，在总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后半生带有苦涩味，读来感到不顺畅。同时，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宣判定为战争罪犯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战争罪犯，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几人。前文提到的正珠尔扎布是其一，其二为正的兄长甘珠尔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论，前两人为蒙古族，郭是达斡尔族，亦是达斡尔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争罪犯。

第二、在国家先后几批特赦的国民党将军战争罪犯，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作为战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应该的，理应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后被拘押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装投诚，那时这里还没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苏军投诚，难道是投错了门?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派专人到海拉尔，以了解郭、正两人供述的于日本投降前投降苏军的真实情况。尽管在结论中称郭、正两人率部投诚“具有被迫性质，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图不能实现后才不得已投降了苏军”，但仍认为“二犯于日本投降前率队投降苏军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做战犯?或许他们的这一举动不足以弥补、减轻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犯下的罪过，因而在量刑时不予考虑。或许这件事还不算大，还不到认真考虑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时“疏忽”过去。显然，在肯定这一事件与认定战犯之间有着某种差异，这是比较少见的，是特殊的个例。

第四、如果说上述三点还可以忽略过去的话，那么，这第四点则实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目前所见的图书史册（指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者）中，无一提到锡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谈论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呼伦贝尔，也是一问很多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吗？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锡尼河事件60周年，我们有责任、有必要去纪念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深入发掘相关资料，促进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由他，我们还想到了苏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也遭到了厄运。但是，他们俩人所领导和发动的海满抗战、锡尼河事件，却是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

①赵仲仁，曾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呼伦贝尔道尹。日本侵占黑龙江省后，沦落为汉轩。后因与同为汉奸的程志远（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有隙，为其所杀。

②寺田利光（1884~1937），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选送东京外语大学学习。曾长期在呼伦贝尔从事特务活动。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大佐军衔。

③凌升（1886~1936），字云志，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额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因对日本统治不满，遂于1936年4月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罪名杀害于长春。

④正珠尔扎布（1906~1968），又名韩信宝、韩绍德，蒙古族，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后被打死。正珠尔扎布曾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37年后任伪满骑兵上校、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等职。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50年与郭文林等一起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安置在海拉尔苗圃工作，1968年2月自缢身亡。

⑤色仁（1897~1953），布里亚特蒙古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同全家迁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曾任额尔古纳左翼旗、索伦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处长等职。

⑥苏炳文（188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东北军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步兵15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